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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与伦理学术争鸣www.hlmsw.cn,宏图三胞cf

时间2021-04-05 来源:中国历史故事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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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研究员 赵园

  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家族”主题的作品数不胜数,巴金《激流》三部曲中的《家》、陈忠实的《白鹿原》等多次搬上了荧屏和话剧舞台,被人们所关注。随着历史社会的发展,“家族”也悄然发生着变化,伴随“家族”的是家庭伦理,是父子、夫妇、兄弟的关系。本期讲坛赵园先生围绕家族与伦理的主题,对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相关问题进行思考,探讨了家族与当代中国的关系。

  在工作临近结束之际,我已经可以说,自己的研究有连续性,有贯穿的线索,比如关于“知识人”,再如关于“人伦”。这些都是我始终关注的话题,无论处理的是中国现当代文学,还是明清之际的思想文化。基于对自己能力、知识准备的认识,我有意识地限定自己的考察范围。不断挑战自己的极限,却一定会在确认的极限处停下来。

  人伦,构成了我们生活世界的主要部分。在拙作《家人父子》问世后,我仍然在这一方向上积累,比如关于革命战争时期的家人父子,当代史、当代社会生活中的家人父子。这属于那种不能穷尽的题目。你可以在这一方向上一直做下去。当然,我自己精力已衰,即使仍在积累,也不一定――或者一定不―――做下去了。一定会有年轻学人致力于这一方向,继续掘进,而且比我做得深入。

  说“贯穿”,当然是由我1970-80年代之交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起始。在我的第一本所谓的“专著”《艰难的选择》中,就有如下题目:《现代小说中宗法封建性家庭的形象与知识分子的几个精神侧面》、《中国现代小说中的“高觉新型”》、《“五四”时期小说中的婚姻爱情问题》等。1990年代初进入明清之际,又讨论了那一时期士大夫的处君臣(《制度・言论・心态――〈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续编》下编第五章),处兄弟、朋友(《易堂寻踪》、《乱世友道》),处师弟子(《刘门师弟子》、《续编》上编第四章《师道与师门》),直至《家人父子》讨论父子、夫妇这古人所说“五伦”中属于家庭伦理的最重要的两伦。这种持续自然因为作为人文学者,我的对象世界首先是人与其世界;而人伦中有更具体、感性,更与个体经验紧密相连的“人的世界”。

  关于宗族

  宗族史应当是史学的一个分支。考虑到“宗族”一词西安治疗癫痫病医院有哪几家曾经有过的敏感性,这一学科的兴起是在“文革”后,赖有“改革开放”提供的条件。

  几十年间,中国的宗族史专家在这一方向上已经有了大量的研究成果。我自己对家庭伦理的考察,也受到他们相关著述的启发。冯尔康在《18世纪以来中国家族的现代转向》中说,“家族是古代社会的基础,实系国家的缩影,原来是家国一体,后来分离,家族仍然起着基础性社会单元的作用;家族文化是中国传统思想的主体―――儒家思想的集中体现,或曰核心部分。”台湾学者杜正胜在《中国式家庭与社会》的《导言》中有如下表述:“关于社会结构,我们认为家庭家族和邻里乡党是中国社会最基本的两环,前者属于血缘的联系,后者属于地缘。但血缘和地缘在中国基层社会中又有某种程度的覆合”、“由家而族,由族而乡党,有时是血缘一脉贯注的。”关于“家庭/家族”,杜正胜的界定是:“凡同居或共财的称为‘家庭’,五服之内的成员称为‘家族’,五服以外的共祖族人成为‘宗族’。”(语见收入同书的杜氏所撰《编户齐民》)

  1960年代,宗族问题的复杂性曾被遮蔽。即如虽家族间不平等,家族内部却有可能族众平等。“在家族内部,辈分平等、嫡庶相同的男性成员,在名义上是平等的,是同一个祖先的子孙,在祠堂里有同等发言权,决定族中共同问题时,有同等表决权”(徐扬杰《中国家族制度史》)。当然,对此不宜想象过度。族内“平等”与否,因家族而异,不便作一概之论。

  宗族组织在传统社会确有过正面的功能。即如以族田、义庄赈济贫弱,以义学使族内贫寒子弟受到教育,另如平世守望相助,动荡时世则捍卫乡邦。宗族组织,有社会责任心的士大夫,还从事过其他民间的慈善活动,养济老、残,收养弃婴,修桥铺路,战争或灾荒中掩埋尸骨(掩骼),等等。凡此,都在实际上成为了国家行政力量的重要补充。

  上个世纪80年代、尤其90年代以来,对宗族的认知发生重要变动。有学人批评以往的宗族研究“不重视宗族本身的结构和意义,只重视宗族的阶级属性和外在功能,对宗族内部关系和宗族社会功能的批判,过于意识形态化,未给予必要的同情式理解”(钱航《中国宗族史研究入门・引言》)。宗族史研究也“一改强调宗族政治功能的研究状况,关注宗族的社会功能,探讨宗族与经济的关系,视角也从癫痫手术费用是多少宗族公产的阶级性定位移至族内经济互助作用方面”(冯尔康等《中国宗族史》)。但在我看来,由阶级斗争式地打击“宗族势力”,到为了修复乡村伦理而不加分析地征用传统资源,这种两极间的摆荡,并不利于新农村的建设。

  宗族史专家告诉我们,“汉语‘大家庭’也可作‘家族’解,但在多数情况下,汉语‘家族’是指由一个以上的‘小家庭’(甚至包括各种后现代家庭形式)构成之聚集体……”、“家庭与家族在构成原则及其类型上是可以加以区别的。”(钱杭《宗族的世系学研究》)中国读者熟悉的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写的就是“大家庭”或曰“家族”。《激流》三部曲与路翎的《财主的儿女们》,无论规模还是与时代的关系,都称得上那一时代的“大河文学”。当代文学类似题材的作品,规模与格局未见得过之,只不过艺术上更求精进罢了。

  宗族史专家认为由专业的角度,“家族”一词的学术性低于“宗族”(钱杭《中国宗族史研究入门》)。而我正取“家族”的模糊、非严格学术性。我毕竟没有宗族研究的专业训练。不难发现,文学作者通常也更倾向于使用“家族”而非“宗族”,或许也因后者界定严格,是较之“家族”的大词,而“家族”更与作品内容“体量”相称。

  中国的“宗族”“家族”,一向被认为传统文化的渊薮,尤其汉族聚居区,又尤其农村。“家族”(“大家庭”)是天然的文学题材,无论中外。即如一度热播的英剧《唐顿庄园》。以大家庭结构作品,有可能达到历史的纵深,也便于铺陈复杂的人际关系,经由人物伸展触角,编织社会的“缩图”、模型。“家族”的确也是窥看近代以来中国历史演变的极佳窗口。一个世纪的家族史,其间极富戏剧性的变动,大有产生鸿篇巨制的可能。

  宗族史考察宗族的结构,宗族组织的功能,小说则必须面对具体家庭的日常生活,“家人父子”的日常相对,柴米油盐、鸡零狗碎;即使“历史小说”,也必得将文献还原为曾经的人的生活。沈从文以水面水下作比喻。人伦,或许是“历史长河”中变化缓慢的部分。家族、宗族既在水面上也在水下,深水区,甚至水底,水中的沉积物,地质构造中的沉积层。写发生在水下、深水、水底的故事,小说独擅胜场,不可取代。1980年代至今小说中的家族,尤其小说中乡村的家族,在我梧州治癫痫哪家医院治的好看来,足以补社会学研究之缺而有余。由我的专业背景看,近年来家族小说的兴盛,像是对五四新文学的隔代回应,作者的情怀却大有不同。无论由家族展开当代史叙述,还是追怀一种消逝中的文化,“家族”都不再是仅仅具有负面意义的符号。我注意到近年来又有修族谱、家谱的风气。修谱无疑有利于存史,尤其存地方文献,却有必要避免“攀附”的陋习。乡约、村规之类,也应当排除不适应新的社会规范的内容。

  宗族史作为学科,近几十年显然经历了起伏。你不难感到相关的知识领域与现实之间的紧张。尽管佩服宗族史的研究著作,对史学、社会学的工作方式,我仍然会心存疑虑。即如“田野调查”“抽样分析”。对于宗族的价值重估,意义的重新厘定,未见得也不会是“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蔽而又有新的遮蔽。

  回头看我自己写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的《地之子》,有“农民文化”之目,对“宗族”却全无涉及―――也缘于视野中的盲点。“农村题材”的小说,由上个世纪30年代的左翼文学、40年代的根据地文学,到五六十年代写土改、合作化的小说,到1980年代后的《古船》、《白鹿原》、贾平凹、阎连科、刘庆邦、李佩甫等等,清理其间演变的轨迹,有足够大的挑战性。对同一时段的不同叙述,不能仅仅以作者是否在“现场”解释(顺便说一句,“现场”的说法近些年来被滥用了)。边界相对固定的“现代文学”,面对持续延伸中的“当代文学”,是现代文学的现实处境,不能不面对。直面历史,正视现当代文学的不同叙事,是否也可以归为现代文学研究者有必要遵循的工作伦理?

  家族伦理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第五章的标题为“中国是伦理本位的社会”。这是一个被普遍认可的著名论断。古代中国有所谓的“五伦”。五伦,囊括了被古代中国人认为最重要的社会关系。家庭伦理,五伦有其三,即父子、夫妇、兄弟。古人所谓的“人伦日用”,是不限于古代、也不限于中国的社会生活的“基本面”。我们曾经对如下经典论断耳熟能详,即人的本质是其社会关系的总和。父子、夫妇、兄弟系于血缘(所谓“血亲”),较之君臣,也较之朋友、师弟子(师弟子不在五伦之内,却是士大夫重要的社会关系),作为关系被认为更“天然”。只有经由上述“关系”,士大夫的生活世界才有可能向你打冶癫痫病好的医院?开。

  《易・家人》卦《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这种传统观念已不便全盘接受,但影响犹在。男主外、女主内,早已被摒弃。但家国关系,谁又能说没有道理?

  近年来有一种将传统文化诗意化的倾向。对此我大有保留。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冲击的传统社会、传统文化的黑暗面,绝非虚构。新文学中家族的压抑性,是那一代知识人切身体验到的。巴金确有一位高觉新式的兄长,只是不叫高觉新而已。对于学术研究,我不大能欣赏轻言“颠覆”,不大能欣赏以“立异”为动机的“研究”。呈现差异以丰富对历史生活的了解,永远必要。那不是简单径直的“颠覆”所能达到的。有人试图否认古代中国的男女不平等;认为即使有对于女性的压抑,也没有如是之甚。以中国之大,历史之悠久,找到任何个例,或定向搜集任何一组材料以支持一种判断,都不困难。但仍然有“基本判断”,不那么容易推翻。

  我们的古人尽管没有近代意义上的“隐私”观念,却有无处不在的内外区隔。家庭空间中,夫妇所处的“内室”,是他人不宜随意进入的。流传至今的士大夫文集,涉及私密的方面,表述通常节制谨慎。女性的处境,往往只能由悼念亡妇的文字约略窥见一二。但也有较为直接的描述,即如我在《家人父子》中引用的叶绍袁的文字。另如冒襄文集中涉及其家庭关系的篇章。冒襄写其父(母)子兄弟,有撕心裂肺之痛。你能想象《影梅庵忆语》作者、似乎一味浪漫、过着神仙生活的大名士冒辟疆,竟有这样的人伦缺陷?人伦之殇不止在古人的生活中。稍稍留意一下当下电视台的法制类节目,为了争产而兄弟反目,祖孙成仇,家人父子对簿公堂―――与古人何尝相远?

  近年来伦理剧流行。《中国式离婚》外,还有《中国式关系》,题目越做越大。这里的“中国式”是有待解释的,有待追本溯源。如果这样做了,就是另一种“寻根”。较之1985年几位作家发起的“寻根”,这个“根”或许更有根源性。你的确不难发现虽已进入了21世纪,随处仍然上演着古老的伦理故事的现代版。由社会的某些面相看,中国还相当古老。王安忆写过一篇《大刘庄》。那个庄子离我们并不遥远。

作者:不详 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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